地雷丸

派对开了三十一年

1984年的冬天,当地下音乐人刘以达在《摇摆双周刊》上刊登广告,寻求音乐合作伙伴时,他不会知道他即将组建一支与Beyond、Raidas及太极齐名的乐队,亦不知道这支乐队将成为一个时代的怪诞而璀璨的象征。但他知道这名与他一拍即合的同伴名为黄耀明,彼时还是一名电台DJ。

次年,达与明组成“一派”:刘以达负责作曲、编曲及演奏,黄耀明则担任主唱;又次年,第一张EP发行,乐队“达明一派”正式面世,风格结合英伦摇滚、迷幻电音及硬摇滚。二十年后,他们推出专辑《The Party》,主打歌名为《达明一派对》——如今,这派对已开了三十一年。

一、兜兜转转

“最害怕歌迷说哪句话?”

三十一年后的采访中,黄耀明回答:“我是你们的歌迷,我好中意你们那首《石头记》!”

主唱这样讲,大概有几分为乐队其他佳作鸣不平的意味。事实却是,发行于1987的《石头记》的确是达明一派知名度最高的歌曲。刘以达创造性地将中国民乐小调同电子风格的音乐实验结合,颇具个性;而以144字叙尽《红楼梦》中离合悲欢的歌词,更是被选入香港中文大学“红学”课程的教材中。

2012年,达明一派廿五周年演唱会即以歌词中的“兜兜转转”为主题,像是承认这四个字出现在乐队轨迹中乃一语成谶:1986年,乐队出道;1991年,两人便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;1996年,乐队重组却又再度分开;2004年再度重组;到了2012年,两人已是第三次相会——两人最近的活动,是携手同游欧洲,但在这样的“甜美生活”之前,三十一年的迂回波折却难免令歌迷感慨万千。

然而,即将到来的纪念演唱会却被他们命名为“达明卅一派对”,好似这三十一年来,两位怪才的派对便从未停歇,既绚烂,又安宁。

达明一派的三十一年,也正是香港命运兜兜转转的三十一年。在近日的采访中,两人不约而同地将“香港”一词作为乐队最显著的标签。自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后,回归成为香港的既定命运,时代变迁带来的情绪变化,自然地渗透入达明一派的作品之中。

在1987年面世的《今夜星光灿烂》中,听众得到的是驰骋都市的动荡感与面对未知的情绪糅合:“沉闷极这一晚/星辰划破黯淡/华丽夜市灿烂/晶莹凉透炽热的双眼”。节拍的疾驰与电子合成器的旋律结合,将都市霓虹的变幻多端纳入星辰灿烂的庄严氛围,唱尽“再奔驰/心里猜疑”的世纪末情怀。

此后呢?《今天应该很高兴》,关注狮子山下屋村新移民;《十个救火的少年》,写出世事潮头众生面相。在80年代港岛Jam Band潮流下,他们坚持非情歌路线,在大卫·鲍伊、缪斯乐队及电子氛围音乐的影响下,蹈出他们独特的叹世姿态。

诗人廖伟棠曾如此评价达明一派:“以柔力颠覆主流麻木价值;以冷面直刺时代痼疾。”我却觉得,他们并非三十一年时代变迁中政见的兜售者,更像是极出色的游吟诗人。他们当然有金刚怒目,向天而问的时刻,更多时候则以“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”的姿态敏感地记录并呈现时代情绪——但又并不向往“悉悲欢恩怨总是诈”式的清高,反而更具扑火少年般的赤诚。

正是这份赤诚,令他们的歌曲同时代面貌息息相关,却又不被局限为投向某一具体时事的、一用即废的标枪。否则何来港岛之外的众多大陆歌迷,又何来我们这帮“小歌迷”,活在他们已经“糊”了的时代,却对“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”的主题深感认同?

二、薄海民的青春

和“赤诚”一词形成明显对比的,恰是达明一派作品中流露的“疏离”,这正是他们带给我的最大感动。他们的“疏离”并非隔岸观火冷眼窥视,而是自知身为“少数派”而又向自身、向世界投去的凝望:这份凝望,恰恰来得极坦诚。

如果一定要在达明一派的作品中寻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意象,那一定是一位深夜的“都市漫游者”。在《迷惘夜车》中,他在车厢中观望千重霓虹,心中“冰冷又冻”;在《马路天使》中,他则跃上街头和同伴狂欢;在《溜冰滚族》中,他是冰场里桀骜不驯的少年,伴着“一杯可乐”(那是那个年代时髦叛逆的符号);到后来,他甚至会变成她,如那位“一朵金花漆黑中”盛放的《O女郎》。

这位漫游者穿过80年代的不夜中环,穿过90年代的末世气息,在寂寞中披一身灯影,不问来路不明去处地疾驰。与其说是达与明“故作”姿态,毋宁说是他们将这种“姿态”作为“常态”来呈现:一介孤独的少年,一介背向主流的“薄海民”,以达叔潮湿的合成器音色与明哥缠绵的声线,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他不满于世俗目光对爱情和自由的禁锢,在人人选择苹果时选择芒果,甚至对人人称羡的“甜美生活”都嗤之以鼻:难道温馨美满的爱情,就是在沙滩朝思暮对,时候到了便走向教堂,生许多孩子,给他们起最大众的名字,好像除此之外生活就没有其他样态,宛如“水晶灯下说天气”?

一首歌的敏锐,可能来自某一位填词人的洞见;但如果首首歌都如此敏锐,便不得不承认:这是属于一个乐队的独特气质。   

令人感慨的是,达明一派固然自认——或许也被乐评人认为——是小众一派,但小众却反而被大众所接受:因为每一个大众,都时刻有成为小众的可能,都有想重新发现自我的欲望。

因而我们在达明一派的歌曲中,听到维港的华彩、尖东的海岸,眼前浮现的却往往是朝阳区失落的“金台夕照”;是中关村树影间的广告灯箱;是在584或307公交车上,随着车身颠簸而一摇一摇,隔着车窗涣散地进入眼帘的光影。

这种视角,几乎接近一种都市人的自我放逐。问题在于在自我放逐之后,这名孤独的薄海民又将去往何处?达明一派给出答案。他们的歌曲中,有在大街长夜里欢笑狂叫占据马路的少年,但他们并不因此被看作“群氓”或“马路杀手”,他们是“马路天使”,被深夜海边的低温安抚不知何处去的心灵,这是他们,同时也是我们长大的方式。

并非只有柜中人才渴望《禁色》中的“梦幻年代”,也并非吃《每日一禁果》者才有权利声称“别人那一个”并无吸引力。人人皆可能是少数,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另类、弱势或反主流,重要的是在众声喧哗之下听见并坦诚地拥抱自己的声音。

重新发现自我,或许意味着孤单。但当所有人都发现自己的孤单,这反而成为孤单者的福祉。我们意识到,重要的不是强行揣测并吞咽别人的心绪,而是理解“孤单”本身——理解“差异”本身。

三、The Party

1991年乐队解散后,黄耀明先后加入音乐工厂与环球唱片,当真成乐坛“万人迷”,并创立音乐厂牌“人山人海”发掘乐坛新生力量;刘以达组建更多轮乐队,为电影配乐且勇夺金马奖,但年轻一代认识他则是通过周星驰的喜剧电影。

他们是香港乐坛的两颗行星,即使有五年一度十年一度的相会,也会面临变迁。重组后的达明一派,电子风味愈发浓厚,风格转向摇滚的刘以达逐渐只负责作曲和吉他弹奏,而编曲任务交给人山人海的一干新锐——然而乐迷们始终记得,只要歌曲核心是达与明的手笔,最重要的事情就没有改变。

所以,在达明20周年的纪念曲目《达明一派对》中,从前叱咤马路的少年会变成恋家老人,但仍旧保存供之滑翔的金色雪屐,更不用说几乎撑起达明精神内核的“禁色”与“禁果”。派对的成员会老会胖会世故甚至会下落不明,但,“过去过了但至少也将火把交给他”。

在主流与小众之间,达与明一拍即合地选择了小众;在高墙与鸡蛋面前,达与明是站在鸡蛋一边的人,但他们或许不会明说,更不会以“鸡蛋”的名号自矜自怜;他们或许更乐意让刘以达极慷慨地弹起吉他,而黄耀明一如既往高亢地唱:“共你凄风苦雨/共你披星戴月/共你苍苍千里共一生。”

因为种种原因,乐队的支持者有所来去,即将进行的演唱会也面临找不到赞助商的窘境。但派对依然会开,他们仍是十余年前尖耳彩发的精灵,依然如三十年前那样唱着“而终此一生我都要问”,如二十年前那样唱着“沿途上我顾盼自豪,怕你不知道”,如十年前那样唱着“我所爱的已经共我团聚”,如五年前那样唱着“惨得过我们想高兴”。

有记者问,这样做,后悔吗?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:无悔。

——沙滚滚,愿彼此都珍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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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阿司禮林地雷丸 转载了此文字
    珍惜